1291年初，馬可·波羅從
泉州啟程，完畢在中國16年的生活。1295年回到威尼斯后，他卷入與熱那亞的戰爭，在被俘入獄期間寫了那部游記；1575年，曾到過
福建沿海的西班牙人拉達報告說，“我們通常稱之為中國(China)的國度，曾被威尼斯人馬可·波羅稱為契丹(Cathay)”。
“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閱歷了200多年。”張國剛說，而這正是歐亞大陸均衡被突破，西方超越東方之前的200多年，其間“山雨欲來風滿樓”。
于今是十分時期，
福州鹿森書店在線上“靠攏”了不少書友，一同“用方言誦讀詩詞”，理解
福州傳統風俗中的“送瘟神”，或與名家“面對面”，傾聽新知……4月3日晚，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張國剛在鹿森書店線上講座發聲，帶來“從發現契丹到發現世界——讀《胡天漢月映西洋：絲路滄桑三千年》”的主題分享，為當下的理想關心提供歷史的考慮。
傳教士來了
一個長期困惑我們的問題是：既然成吉思汗的鐵騎已遠至歐陸，而鄭和的船隊也曾抵達非洲，為何中國究竟未能在大航海時期占得先機？
張國剛給出兩個層面的解答：從地緣政治來講，在于蒙古汗國營造了一個更為寬松的海陸貿易通道，而中亞、西亞地緣政治又隨著帖木兒與奧斯曼兩帝國的崛起發作變化，遂使得馬可·波羅的東行成為可能，客觀上也促使歐洲人探尋新的航道，從而發現新世界。
此前，西方世界關于東方的學問，根本根據公元2世紀托勒密在《天文學》中的引述，以為只要取道陸路才干抵達絲國(中國)。而馬可·波羅則標明，亞洲大陸的東部并非封鎖的水域，而是海岸的邊緣。他自己就是經海上絲綢之路回到歐洲的，途中還在東南亞地域逗留數月。
就內在動因此言，這與歐洲信奉的“保教權”親密相關。所謂“保教權”，是指天主教傳教事業上的一種優惠特權，成為歐洲國度瓜分世界的“依據”。
葡萄牙是西歐小國，卻在大航海時期率先闖進亞洲。一大緣由是，葡萄牙人以為沿海岸南行繞過非洲再往東行駛，便可抵達印度，取得黃金與香料。而西班牙王室則受哥倫布影響，希望向西飛行抵達印度。隨著好望角和美洲大陸的相繼發現，葡、西兩國在教皇見證下，于1494年簽署《托爾德西拉斯條約》，在經濟利益驅動的同時，以“保教權”為借口，一個往東，一個向西，開疆殖民。
這群被明人稱為“佛郎機”的葡萄牙殖民者，于1557年在澳門樹立定居點。葡人初來
廣州尋釁，即被明朝官軍痛擊。如此這般，何以讓他們還有空可鉆？《明史·佛郎機傳》透露一個機密，原來“
廣東文武官月俸多以番貨代”，中央官收入的相當一局部是用外貿物品的“抽分”(按比例向進口貨物征稅)來獲取的，“至是貨至者寡，有議復許佛郎機通市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