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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上海、江蘇、安徽等地災害、饑荒頻仍,育嬰堂的米糧眼看就要見底,幾千個被政府收養的孩子生活困難重重,國家決定把他們送到食物相對充足的內蒙古。他們有著共同的名字——“國家的孩子”,把他們撫養長大的是草原母親。
走過六十載歲月,“國家的孩子”當中,一些人在草原上安家落戶、上學成才、辛勤工作,如今雖已是花甲之年,但仍常懷對黨和國家、對大草原和養父母的感恩之心,助人為樂,守護家園,盡己所能創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義務巡邊守家園
在廣袤的內蒙古邊境草原上,每座蒙古包就是一個哨所,每名牧民就是一個流動的哨兵。
眼下進入草原最美的季節。61歲的其日麥拉圖與妻子在照顧牛羊的同時,還經常騎馬巡邊,為守護邊疆安寧出一份力。
其日麥拉圖的家在呼倫貝爾市陳巴爾虎旗東烏珠爾蘇木海拉圖嘎查,這里地處中俄邊境。在去往他家的柏油路上,能隱約看到中俄界河——額爾古納河。
“我四五歲開始記事。”其日麥拉圖說,“那時候常跟姐姐們在額爾古納河邊放牧,特別快樂。”曾聽長輩說,他1961年從上海孤兒院來到這片草原時才1歲,父母和3個姐姐對他特別寵愛。回憶童年往事,其日麥拉圖的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
4歲時,其日麥拉圖被阿爸扶上馬背,一顛一簸中,學會放牧技能,長了見識和勇氣。家里生活并不寬裕,但父母和姐姐們全力供他念書,讓他從小學上到初中畢業,成為嘎查里少有的“高材生”。
1995年,其日麥拉圖擔任嘎查黨支部書記,一干就是8年。其間,他帶領牧民投入嘎查牧業生產和生態建設,使群眾收入逐年提高,他們嘎查也成為全旗機械化程度最高、疫病防治和棚圈建設最好的嘎查。
牧民巴拉吉一家6口人,因雪災幾乎失去全部牲畜。其日麥拉圖就把自家的一頭牛送給他當基礎母牛,還動員其他有條件的牧戶幫助他,兩年后巴拉吉全家生活就有了起色。
其日麥拉圖為嘎查工作了23年。他回憶說,下鄉救災保畜、防疫統計、扶貧解困,有時一走就好幾天。“那時候家里人力不足,愛人要照顧3個上學的孩子,我一出門,家里的牲畜就經常沒人照看。對這些困難,全家人咬咬牙,也就挺過來了。”其日麥拉圖說。
像其日麥拉圖一樣,生活在內蒙古邊境草原的“國家的孩子”,把義務戍邊當作義不容辭的責任。
在包頭市達爾汗茂明安聯合旗(以下簡稱“達茂聯合旗”)草原上,“國家的孩子”娜仁格日勒今年61歲,兒子經常勸她搬進城里住,但娜仁格日勒總是說:“我不能搬走,還得守好家園呢。”
熱心公益傳愛心
上世紀60年代初,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左旗接收170多名“國家的孩子”。他們當中有不少人熱心公益,把草原母親的大愛傳承下去。
說著一口流利蒙古語的通嘎拉嘎實際上是漢族。1958年,不到1歲的她作為三千孤兒的第一批,被送到內蒙古草原,生活在蘇尼特左旗查干敖包鎮巴音登吉嘎查。
母親一針一線給女兒做衣服的情景,給通嘎拉嘎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學著額吉的動作,很小就對做衣服有了興趣,并學會了這門手藝。”她說。1999年,通嘎拉嘎開了一家民族服裝店。最多的時候,有10多名牧民在她店里打工。她還給牧民提供免費培訓。
與通嘎拉嘎一樣在草原上長大的“國家的孩子”,生活越來越好,他們開始用汗水和心血回報這片草原和人民。2005年,通嘎拉嘎和9名“國家的孩子”自發捐助一名貧困家庭的孩子一直到大學畢業。
2010年,通嘎拉嘎和姐妹們組織在當地生活的70名“國家的孩子”,組建“國家孩子愛心協會”,以資助各族貧困學生和無生活來源的孤寡老人。這些年,他們幫助40多名困難大學生完成學業。如今,該協會成員超過90人。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后,“國家孩子愛心協會”號召協會成員給武漢愛心捐款。據不完全統計,一些“國家的孩子”于2020年2月通過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等地紅十字會捐款超過4萬元。生活在呼和浩特的“國家的孩子”梁引梅就是其中的一位。
“61年前,國家給我第二次生命,草原撫育我成長。現在我也應盡微薄之力,回報祖國母親。”梁引梅說。
平凡崗位作貢獻
這幾天,達茂聯合旗司法局干部查干朝魯一忙完手頭工作,就急著與同事走訪牧戶。他皮膚黝黑、目光深邃,用流利的蒙古語跟牧民打招呼,詳細詢問生產生活狀況……
1964年,當時年僅1歲的查干朝魯由上海孤兒院轉送到內蒙古烏蘭察布盟(今烏蘭察布市),經過3個月保健護理后,被在達茂聯合旗法院工作的李青林收養。后來,養父李青林不幸去世,叔叔朝格圖毅然接過養育查干朝魯的重擔。
當時,朝格圖一家6口人生活十分拮據。查干朝魯讀了一年書后,不得不輟學回家放牧。“馬背學校”的老師特木熱很惋惜地說:“有機會一定要繼續讀書,這樣才能成為更加有用的人。”
恩師的話牢記心中。查干朝魯輟學近3年后,國家有了補助政策,他每月能拿18元錢生活費,于是立即重返校園。
1984年冬,查干朝魯進入達茂聯合旗原都榮敖包蘇木政府工作,開始他的職業生涯,并在旗黨校和自治區黨校深造,完成從馬背少年到青年干部的成長。
2015年,查干朝魯調任旗司法局工作,一名鄉鎮干部敲開他的辦公室,向他尋求幫助。原來,當地牧民與風電企業因草場征占用補償意見不一致而發生矛盾,問題久拖不決。
得知此事,查干朝魯與同事深入每一戶牧民家了解情況,并組織人員丈量征占用面積,按當時的國家政策評定補償標準。連續幾個月深入牧戶家忙碌,牧民們對他有了信任。
他參與起草當地清潔能源管理試行辦法,明確草場補貼標準、補貼范圍和補貼方式,提出讓牧民以草場入股的方式領取企業分紅,著力保障牧民利益。后來,30多戶牧民順利地拿到補貼欠款,多年的歷史遺留問題得以解決。
像查干朝魯一樣,生活在內蒙古各地的“國家的孩子”,在各自工作崗位上,為邊疆發展作出貢獻。
在科爾沁草原長大的金柱1960年從上海孤兒院來到內蒙古時只有1歲。
“父母對我特別慈愛,直到現在都覺得我是他們的親生孩子。”金柱說,小時候他去伙伴家玩耍而遲遲沒有回家時,養父母都會擔心他走失。
金柱說,父母一直鼓勵、支持他多念書,這讓他走上了教書育人和學術研究的道路。
有一年父親節,金柱回想起年少的幸福時光,不禁潸然淚下,動情地寫下一首送給父親的詩:“無論生活多么清貧,他還是快樂地吃著粗茶淡飯。無論歲月多么艱辛,他還是平靜地面對痛苦辛酸。不算啥,扛過去。孩子,生活就是這樣。有苦,也一定會有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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