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民墻廣告 如果你的手機里預裝了十幾款應用軟件，占用了內存而且不能卸載，明知道自己的選擇權被侵犯了，那么你會選擇拿起維權的武器嗎？或許，99.9%的用戶不會選擇維權，更別提上訴至法院了。
記者昨天獲悉，上海市消保委已通過公益訴訟的方式把廣東歐珀移動通信有限公司和天津三星通信技術有限公司告上法庭，這也是新《消法》實施以來全國首例已立案受理的公益訴訟案件。
公益訴訟的大門已經打開，不過，專家認為，這條維權道路還只是開始，中國的公益訴訟要做到像當年美國Pinto汽車這樣的震懾性效果，還任重道遠。
公益訴訟倒逼手機產品合規
半個月前，上海市消保委的一次手機比較試驗，吹響了通過公益訴訟向商家進行消費維權的號角。在當時對市面上最暢銷的20款手機展開的比較試驗中，市消保委發現，受試手機均不同程度地預裝了各類軟件，最多的達71個，少的也有近30個。此外，有的手機無法卸載任何預裝軟件，有的手機雖可卸載部分，但仍有大量預裝軟件不能卸載。
此后，市消保委與多家手機廠商進行了一輪溝通，無果。“鑒于手機廠商的行為侵害了眾多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有必要通過公益訴訟的方式糾正此類不合理的做法。”市消保委秘書長陶愛蓮告訴記者，市消保委最終選擇將不可卸載應用軟件數量最多的兩家企業三星和OPPO告上了法庭。“這是消保委在公益訴訟領域的首次試水。”陶愛蓮表示，希望此次公益訴訟能夠起到示范效應，徹底破除智能手機行業捆綁銷售應用軟件又不告知消費者的潛規則，推動手機應用軟件公平競爭，促進智能手機行業健康發展。
向不合規“潛規則”開刀
相關數據顯示，2012年，市消保委受理的手機類消費投訴為4188件，2013年為5680件，同比上漲35.6%；2014年達到7066件，同比上漲24.4%，手機類投訴已經連續三年占到商品類投訴的第一位。
手機投訴居高不下，為何難見消費者維權上訴呢？本次公益訴訟的代理律師、上海市聯合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江憲表示，原因在于維權成本太高。他為記者算了筆賬，光是訴訟費、律師費就要上萬元，檢測成本也需要上千元，而且第三方檢測機構還未必受理，這些都是消費者個人維權要面對的障礙。
“目前，消費者個人維權上訴主要圍繞財產權、人身權、公平交易權展開，但消費者權益的概念非常廣泛，還有選擇權、知情權等，需要公益訴訟的介入。”江憲指出，公益訴訟并不針對特定消費者權益受侵害的情況，不是個人消費維權的簡單累加，而是面對普遍存在的行業問題，被告同樣要承擔法律責任。
上海泛洋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劉春泉指出，傷害大量消費者選擇權和知情權的背后，是商家通過預裝軟件獲得數以千萬計真金白銀的商業利益，如果公益訴訟這條路不暢通，那么，這種“慣例”就會愈演愈烈，企業也不會重視產品的合規性。
離“震懾性效果”還有多遠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起公益訴訟中，市消保委并沒有提出財產主張。
“一旦出現賠償，這些賠償金去哪兒是個問題。”江憲告訴記者，由于公益訴訟在我國此前沒有先例，許多細節和相關機制都尚未完善，他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為公益訴訟而設的基金，來管理賠償金。
沒有賠償，難言震懾性效果。劉春泉指出，這與法律制度的缺陷也有關系，雖然《侵權責任法》規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新《消法》也規定了對欺詐行為的三倍賠償制度，但法院對于民事案件一貫以來實行的仍然是“填平式”賠償制度，通俗一點說，就是你損失了多少，法院就判決賠償多少，“但損失是要原告舉證證明的，就算打贏了官司，法院根據填平原則，判決要么沒有，要么很少，難以起到震懾性效果。”反觀國際上一些知名的懲罰性賠償訴訟，例如1972年福特公司Pinto汽車質量瑕疵糾紛案，由于法庭查明福特公司明知該汽車可能在事故中發生爆炸，為節約成本而怠于采取安全措施，陪審團裁定給予1.25億美元處罰。2006年至2009年發生了豐田公司汽車質量瑕疵事件，當時我國大量消費者投訴“石沉大海”，但豐田在美國召回了600萬輛，根本原因就是美國法律對于商家的民事賠償法律責任大到可以讓企業傾家蕩產，足以讓任何企業都不敢小覷消費者的合法維權訴求。
“市消保委針對三星、OPPO的公益訴訟開了個好頭，但任重而道遠。”劉春泉認為，同樣購買跨國公司的產品，中國消費者出價更高，但在維權待遇上，卻長期以來處于不利地位，這種情況一定要有所改觀。未來類似事件還會發生，或許都將走上公益訴訟的道路，中國的公益訴訟要早作準備，以應對可能的集體維權。
